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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中国绝大部分大学为“国立”,因而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主要由国家配置,这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也全国流动。但不可否认,优质资源总会因经济、政治(尤其在中国)、地理和历史文化因素,而实际流向充满财富、权势与文化的地方,大学也不例外――发达的当地经济会孕育、吸引、使用和挽留杰出人才,发达的文化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也一样。当然,优越的高等教育资源,也会反哺、造就一方的经济、文化乃至政治地位。
        在网大“2010年中国大学排行榜100强”中,从图一(因本排行榜采用的各大学数据为2008年数据,故GDP也采用2008年数据)我们看出,100强院校的整体分布呈以下状况:北京、江苏、上海、湖北、陕西、辽宁、广东7个省市,其100强高校数均在6所以上(含6所);重庆、四川、天津、黑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吉林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北、山西、浙江、江西、河南、云南、甘肃,100强高校各在1-4所之间,而地处西北、西南、北部的宁夏、内蒙古、广西、新疆、贵州、海南、青海、西藏,严重缺乏100强高校。这样的100强院校分布,几乎与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分布状况相吻合。
图一:中国内地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“中国大学100强”数量与当地GDP的关系
根据各地100强高校数目的分布,我们将中国内地的31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分为三个区:100强高校密集区(北京、江苏、上海、湖北、陕西、辽宁、广东)、100强高校小康区(以重庆、四川和天津为代表的16个省市)和100强高校稀疏区(西藏、宁夏、青海、内蒙古、新疆、贵州、海南、广西)。
 
        这个区域包括7个省(直辖市),分别是北京、江苏、上海、湖北、陕西、辽宁、广东。7个省市的高校100强共72所,占100强(加上并列,全国共有105所)的69%,而该区域GDP总额为118511亿元,占全国GDP总额318485亿元的37%,因此,相对于GDP而言,该区域高校100强处于“超配”状态。究其缘由,只见北京是个十分突兀的地方:其在全国100强高校数目占有上独居鳌头,多达24所,全国占比23%,而其GDP却排在广东等11个省市之后,看来政治中心之于大学布局的影响力太强了,当然,历史传承也是重要因素。
        全国政治、历史文化方面的强势,令北京高校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涵义,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。例如中国政法大学(1983年以前叫“北京政法学院”),1999年时,该校在网大排名第235位,11年后则迅速升至第37位。而昔日中国法学名校西南政法大学,2010年排名仅第96位。看看十几年来中国法学类院校的“教授重组”、“身份重组”、“政策重组”等情况,其中不乏此消彼涨的案例。有业界人士指出,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,西南政法名师纷纷流失(例如谢佑平教授调任复旦,张绍彦教授调任社科院,胡光志教授调任重庆大学,赵万一教授调任上海大学,高一飞教授调任湘潭大学,吴越教授调任西南财大,曹明德教授出走中国政法大学、赵明教授出走北航,赵明教授调任上海三联书店),外校名师却绕道而行,使其师资出现只出不进的困顿局面,‘省属院校’的身份亦令其生源地方化倾向越来越重,加之地理位置不佳,政策支持不足,教育经费有限等因素,其衰落正日甚一日明显起来。”与此同时,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法学院,90年代先后流失了张明楷(去清华)、徐国栋(去厦大)、郑永流(去中国政法)、江山(去清华)等法学界大牌人物,2006年又走了徐涤宇(去湖南大学)、易军(去中国政法)、张泽涛(去厦大)、李扬(去华中科大)等学校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新秀,使其元气大伤;西北政法大学几位名教授如葛洪义出任华南理工法学院院长,刘作翔到社科院任博导,来小鹏转会至中国政法大学,使该校本就不多的人才储备更显凄惶。”
        从图一中还可以看出,就GDP与100强高校数量对比而言,广东颇显得有些“有钱没文化”。其实广州可是大大有文化的地方,其岭南文化在中国独树一帜,渊源深厚且源远流长。拖其后腿的是深圳。在广东全国排名第一的39656亿元GDP中,深圳以7807亿元占其近20%(深圳市的GDP数额比拥有7所100强院校的陕西还多出近1000亿元)。没有一所“中国大学100强”,一直是深圳的心头之痛。
        多年来,人们一直习惯于拿京沪两市各种指标做攀比,如图一所示,这回相对于上海GDP的数量和北京100强高校数的突兀,上海100强高校的数量配比较为中规中矩。而作为全国经济和金融明星城市,上海跨国企业云集,民营企业总部纷纷迁徙于斯,加上地理位置优越、文化氛围迷人等因素,就高校整体发展而言,上海还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。
        100强高校密集区的7个省市中,陕西是惟一一个高校100强数量规模超过其经济规模的省份,其平均每973亿元的GDP就有1个100强高校,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每3033亿元GDP才拥有1所。陕西是十三朝古都,先周故地、秦汉雄风、盛唐气象,为这片土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。今天这里仍可谓中国最有文化的地方,据统计,每6个西安人就有1人上过大学。此外,也许正是因为“大西北”的缘故吧,国家对该地科研资源的倾斜力度,也是有目共睹的:这里是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的试验特区,生产了神舟飞船80%的零部件,是中国少数几个能研发和制造飞机的地方。这里还是中国通讯信息设备研发基地,中国最主要的通讯中心和数据中心之一。
 
        这个区域分布广泛,包括重庆、四川、天津、黑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吉林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北、山西、浙江、江西、河南、云南、甘肃16个省市,看来国家对重点大学资源的分配,也颇撒了些“胡椒面”。不过不难看出,100强高校小康区的经济发展规模,普遍超过其高校100强数量规模。
        山东、浙江、福建和天津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,经济发展迅速,其GDP数据分别为30559 亿元、21107亿元、10863亿元和6247亿元,各地GDP的增长速度达10~16%。这其中,山东的GDP数与100强高校数的背离最夸张:每15280亿元的GDP才拥有1所100强高校;而四川、黑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河北、浙江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的高校发展,亦逊于其经济规模。
        这16个省市的经济规模占全国GDP的55%,而这16省市的100强高校加总只有33所,不到100强总数的31%。也就是说,这16个省的100强高校的发展规模只有经济规模的56%左右(31%/55%),还有44%的发展空间。如果以山东的经济规模和100强高校数量作对比,则该省还需要增加100强高校8所(共需10所,现已有2所)。
 
        高校100强稀疏区包括西藏、宁夏、青海、内蒙古、新疆、贵州、海南和广西8个省(自治区),他们皆属“边疆地区”,没有一所100强高校。
        这8个省(自治区)总的GDP规模加起来为25524亿元,相当于广东一个省的72%还不到,自然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省份。由于高等教育是一种物质资源投入、文化积累、生源质量要求皆高的项目,经济、文化的落后,直接影响其100强高校的密度。此外,气候和地理位置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。这些地区大多位置边远,气候较为寒冷(海南则是中国最热的地方),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高校的发展和之于师资、考生的吸引力(可是看看美国北部的达特茅斯大学:在与外界近乎隔离的地理环境中,该校有了全球一流的学术水准和最融洽的师生关系,以金融界人士投票居多的《华尔街日报》大学排名,总将该校排在前列甚至NO.1的位置)。
        这8个省(自治区)中,内蒙古的GDP为7600亿元,位居全国中游,强过有7所100强院校的陕西和有4所100强高校的重庆,是GDP前16名的省(直辖市)中惟一没有100强高校的省份。
        总之,中国各方经济、政治和文化地位的变迁,遥相呼应着中国高校地位的潮起潮落。高校资源分配不均,正如人们收入分配不均一样,需要改变但改变不易。“好在就个体而言,人是流动的,改革开放的环境下,我们可以选择。”一位在安徽长大、北京求学、深圳工作、目前在金融领域“钱途”光明的清华毕业生说。
 
让排行榜接近大学的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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